李星洲只是点点头，答案或许有些理所当然，狄至又不是傻子，怎么可能说不忠呢。
隐约间，自己心中更加不安，这种不安甚至大于对于战争胜负的不安，在泸州经历的种种，他隐约发觉，一些东西开始在徐国上下有了苗头。
如论中国古今，很多人都知道儒学影响中国数千年，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。
在宋朝之前，儒学确实应该称为儒学，是一门学问。
而宋儒理学之后，儒学就该称为儒教了。它已经不是学问，而是被一些人教条化，工具化，成为统治手段。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将“忠“与”义”并列。
在儒学中，孔子提出：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、夫夫、妇妇，既为义，指人的各种关系，大部分是符合人性的，几者有前后之别，却无等级次序之差，同为义字。
但在宋儒理学之后，义就变成“忠义”。
“忠义”并列，即是单独的将君臣关系拔高一个层次，与“义”所包含的所有人际关系合集同级，然后位于义之前，于是儒学就彻底成为儒教，沦落统治工具，而不是人文学问。
因为宋儒的“忠义”本就是反人性的。
义本为人的各种基本关系，如果将忠这种本该包含在义忠的君臣关系，单独拿出来列在“义”之前，就意味着——君臣关系大于太天！
极端的举例就是如果皇帝让你杀了自己的父母，让你奉献妻女都是理所应当的，都是合情合理的，因为忠在义前！君臣关系高于夫子、夫妇、朋友等等关系。
这种反人性的封建礼教遗祸后世接近千年。
而令李星洲忧心的是，在景朝，他也逐渐感觉到这种苗头了。最为明显的就是百姓对他的一味迷信，还有严申、起瑞对他不加思考的无条件服从。
为什么会是宋？而唐、汉等朝没出现这个问题，说到底，封建礼教的起源是因文人治世，统治者强势，文人掌权后想要讨好统治者自然不会像武人一样上阵杀敌，开疆拓土，而是在更加深层次的方面讨得统治者欢心。
文人掌握话语权，于是，在思想层面上拔高皇帝的地位，利用话语权为皇家谋得长远福祉就成读书人讨好皇帝的终极手段，而聪明的皇帝必然是非常喜欢这种讨好的。